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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型关下国军84师与日寇血雨腥风的肉搏战

时间:2019-10-13 05:31:10 来源:互联网 阅读:0次

  平型关下:国军84师与日寇血雨腥风的肉搏战

  1937年9月22日深夜至9月25日上午,中国山西省西北角上,那个叫“团城口”的村庄外险要山梁上,究竟发生了什么事?为了父辈的荣誉,抗日名将高桂滋的子女,70年来一直追寻着真相。

  高斌是中国抗日名将高桂滋的独生子。“西安事变”爆发后,蒋介石被张学良、杨虎城扣押,就被软禁在高公馆——那是高桂滋刚建成还没有来得及搬进去住的住宅,被张学良借去派了这个临时用场,现在这里是陕西省作家协会所在地。

  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爆发后,高桂滋请缨抗战,于7月9日奔赴南口前线,后被任命为第17军军长兼第84师师长。井儿沟、喜峰砦两役,与藤井少将指挥的两个配备精良武器的伪蒙军教导团恶战,俘敌280余名,打死打伤800余人,缴获迫击炮6门、轻重机枪13挺等大量武器装备和120余匹马,藤井仅以身免,被史家称为“平绥线战场仅有的胜利”。9月14日,在广灵火烧岭与日军板垣师团又恶战了一场的高桂滋,按照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命令,仓促赶到平型关北翼的团城口、迷回村一带,在全长约30里的许多山头布防。

  中国民众熟知“平型关大捷”,实际上,林彪率领的八路军115师的平型关伏击战,是整个平型关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,整个战役中惨烈的血雨腥风,笼罩在高桂滋指挥的84师拼死防守的阵地。

  高斌回忆,我爸爸率领的84师,是“杂牌军”,当时交给他指挥的李仙洲21师,是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。参加平型关战役的晋绥军、陕军、晋军、中央军和八路军有十来万人,其中像我父亲指挥的84师、21师,晋军的73师、独3旅等部队从前方退来,伤亡减员严重,没有得到休整补充;而像晋军郭宗汾的军队从后面开到,并无对日作战经验;口音混杂,装备悬殊,士气和战力差别很大,主军、客军又打算各异,根本来不及上下左右好好沟通……没有办法;日寇不容人有喘息之机,有名的精锐之旅坂垣师团,带着伪蒙军队,正马不停蹄一天几十里急速追来!

  临战变卦

  汪精卫曾有个一针见血的说法:中国并无真正的“国防”,只有“省防”,至多是“数省联防”。这道出中国面对日寇侵略的一个要害问题:无论山东省主席韩复榘,还是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,那有什么“全国一盘棋”、“覆巢之下无完卵”的观念,幻想着让自己的地盘侥幸躲过一劫。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“山西王”阎锡山也不例外,他利用各种手段和社会关系,企图把日寇祸水引到别处,但日寇沿着平绥线直扑他的地盘,避无可避,只得匆忙调兵遣将抗击。南京中央担心日寇攻占山西,长驱直入南下四川,也匆忙调来援军。

  1937年8月底,阎锡山把前线总指挥部设于雁门关下一所窑洞,同周恩来、彭德怀会商制定第二战区战役计划,作战方针为“利用山地歼灭敌人”。阎锡山在日寇汹涌而来之际分析:日军欲图晋绥,必先争太原;欲争太原,必先夺大同,于是调集重兵布下迎战阵势。

  没想到,日军于9月13日攻占大同,主力板垣师团却打了个“左勾拳”,避实就虚,挥军直指平型关,沿着板垣征四郎在一年前强横地假借“游历五台山”而亲事勘查的路线,要越过平型关天险,抄击雁门关中国军队的后方。阎锡山大同会战计划流产,雁门关一带兵力雄厚而无用武之地,而平型关一带则危如累卵,只好赶紧调兵赶往平型关。

  阎锡山原来的构想是:我方11个军、10余万人,放日军进入平型关之后,再封死其退路,在平型关以西、繁峙以东沙河一带开阔地决战,打一个包围战。这一方案风险很大,但若下定决心就这么打,也未必没有胜算。阎锡山自诩这个部署为“口袋阵”,亲召他的嫡系陈长捷、郭宗汾两名军长面授要领,又派高参到平型关、团城口等处,向高桂滋等将领传达。

  在关键时刻,前线指挥官却犹豫起来。

  前线指挥官是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,副总司令是孙楚。孙楚深得杨的信任,杨对之言听计从。正是孙楚,突然对这一放日寇进关、关门围歼的计划产生了怀疑。他首先说服了杨,然后赶到阎锡山那里,力陈这一方略之弊,使阎在大敌当前时临场变卦,决定不放日寇进平型关,改为拒敌于关外。

  军情本来瞬息万变,必须根据敌我战况灵活应对,但是这一次改变却实在太仓促。

  如果只有晋绥军,守土有责,平型关这一仗阎锡山硬着头皮也得打。可是来了三支客军:八路军115师,高桂滋17军,刘茂恩15军,阎锡山的想法就复杂了。他本想让八路军和高桂滋一起守平型关正面,周恩来、彭德怀提出,这非八路军所长,不如让115师隐蔽集结于日军前进道路的侧面,从敌后伏击,阎同意了。

  我军布防时,虽然并不确知日寇的主攻矛头所向,但根据地形地貌判断,平型关、东西跑池和团城口应是主战场。事实证明,84师防守的团城口,承受了日军的进攻压力。

  灵丘县与繁峙县交界处内长城上的团城口,东南到平型关直线距离为8公里。团城口以东是一片扇形台地,一条东西向的马车路,穿过团城口直向西南方将近20公里外的繁峙县大营镇。

  高斌摊开当年许多战报、电报、官兵回忆录,有的是他从美国的中文、日文史籍中查到的,有的是他在西安工作的妹妹高士洁多年从档案馆、图书馆和政协等单位苦心搜集的。这些资料上,“激战甚烈”、“重伤”、“阵亡”、“全部殉国”、“伤亡殆尽”等字样比比皆是,字里行间弥漫着血火硝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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